李德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著名妇女领袖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和红十字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19 年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德全参加五四运动。1924 年与冯玉祥结婚后，受共产党人李大钊及国共合作形势影响，逐步倾向革命。她立志为我国妇女解放事业而努力，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首任部长，为贯彻中央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呕心沥血，付出了不懈努力。
确立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1949年9月，李德全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1949 年10 月，新中国召开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预防在先”和“预防第一”的历史经验和做法，初步确定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总方针，提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保证生产和国防建设，面向农村和工矿，依靠群众开展医疗卫生事业。
1949 年11 月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出任部长。1949年至1965年她在任期间，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她坚定地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起了奠基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卫生工作方针，确立了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了卫生防疫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实行了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同时，还颁布了许多卫生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确定了我国卫生行政部门的组织、职权、工作方式和责任，也规定了我国基本卫生制度、卫生管理领域和卫生管理方式。
卫生部成立之后，首先依据《共同纲领》中的基本规定提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方针与任务草案》，该草案明确指出：人民已获得了第一步胜利，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政府必须给人民卫生健康的保证。因此，把防治各种传染病的流行，杜绝地方病、社会病、职业病的蔓延，借以解除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950 年8 月，第一 届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医药、公共卫生等各部门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总计427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德全主持了这次大会，她在关于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是面向农村、工矿，保证生产建设。今天国家首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任务。所以卫生工作也要保证生产建设。”她提出：“根据我们的力量，目前在农村应以防治传染病和地方病为主，工矿则以防治职业病和灾害为主，妇婴保健则为城乡并重的事业。”在解释“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全国卫生建设总方针时，她进一步指出“广大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需要”，“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我们治病，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我们保证他们的健康，我们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有责任做好预防工作”。在谈到医疗卫生的工作方法时，她着重指出“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卫生工作都应该在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之后，李德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上又作了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就全国医疗工作者落实卫生工作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会议也正式批准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指导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2 年12 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爱国卫生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展开，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建议在医疗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的基础上还应该再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67 次政务会议正式批准这一指导方针。自此，“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成为新中国指导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工作方针，这四大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最基本的前进方向。
为贯彻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李德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边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灾区和流行病区具体了解情况，急人民群众所急，帮人民群众所需。她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从方针性的重大决策到公共厕所的卫生管理，她都认真过问，亲自去抓。1960 年2 月，山西平陆县一个公路的建筑工地上出现了61 名工人砷中毒的情况，而当时平陆县委得到的消息是，所需解毒药品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有售。紧要关头，平陆县越级给卫生部打去了求援电话。李德全连夜召开会议，采取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派出飞机夜间进行投药，终于挽救了这61 位工人的生命。后来，这件事被拍摄成电影广为传颂。
20世纪50年代，山东医护人员到农村疫区防治黑热病
察北鼠疫爆发 促进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健全
1949年7月，一场鼠疫在内蒙古察哈尔盟爆发。由于草原牧民缺乏医学知识，加之地处偏僻，没有引起警觉，一直到10 月疫情严重时才上报政府。此时鼠疫集中爆发，仅半个多月便蔓延150多公里，前后波及10个村子，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察北鼠疫是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传染病事件。由于当时国家卫生防疫体系还没有建立，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也较低，因此这次疫情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严峻考验。周恩来亲自召集卫生部及交通、公安等各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卫生部的报告，讨论处理察北鼠疫问题，并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紧急调集医疗防疫人员进行救治，调集药品疫苗，发动群众对疫区进行隔离封锁、消毒，捕鼠防范，开展宣传教育，最终抑制了鼠疫疫情。到1949 年12月，察哈尔鼠疫被扑灭，新中国取得了首次卫生防疫战的胜利。
察哈尔鼠疫事件发生后，卫生部吸取经验教训，部署全面防疫，在历史上的鼠疫重灾区东北地区开展了3年防疫规划，有计划地消灭鼠疫、天花等急性传染病。1950年春，李德全领导卫生部制定防疫计划，首先向东北地区派出防疫队进行预防注射。2 月，卫生部又将直属防疫队400多人组成3支防疫队，分别派往热河、通辽等地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并在长春建立鼠疫防治所，研究制造鼠疫生菌疫苗、血清，探索鼠疫根治办法。
对于危害巨大的传染病，单纯依靠预防治疗是不够的。李德全在卫生部成立不久就组织人员深入基层、深入流行病区、深入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还从北大医学院抽调一批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后派赴各地进行卫生调查和检查。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各级卫生防疫机构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等当时较为普遍的传染病进行了深入研究。
各种措施的相继实施，使得我国的鼠疫防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1951 年1 月至6 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较上年同时期减少了80%，到了1955 年疫情就基本上得到了控制，1964 年以后每年的发病率已经降到几例至十几例，鼠疫被基本消灭。
为了落实防治察北鼠疫的经验与实际需要，在李德全的组织带领下，卫生部在组织结构上不断完善，建立了中央防疫总队和广泛的基层卫生组织。1950年3月，中央防疫总队成立，下设6 个大队，总计工作人员438 名。经过一系列的培训与训练之后，中央防疫总队随即前往河北、天津等传染病疫情严重的省、市、县，结合当地传染病流行状况，积极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
李德全在任时期，我国还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各级传染病防治机构。在政务院的审批下，1953 年1 月，我国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的卫生防疫站。1956 年，我国颁布实施《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其中明文规定防疫站要预防、监督和管理传染病。同年年底，我国各省、市、县以及大型企业基本上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当时，新中国百业待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卫生意识较差，公共卫生设施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性传染病防治机构对一系列传染病如鼠疫、疟疾、血吸虫病、麻风病等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而这些传染性疾病防治机构与卫生防疫站一起，初步构成了以五大传染病预防控制为主的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体系，为我国卫生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1957 年至1965 年，我国卫生防疫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64 年，卫生部颁布《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指明防疫站隶属事业单位，其职责包括“组织、指导、监督、执法”四大板块。《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与同年12 月出台的《卫生防疫站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两个文件为传染病防治机构的快速建设和蓬勃发展提供了合法依据和坚实基础。在此阶段，全国卫生防疫站的数量大为增加，到1965 年年底，卫生防疫站数量已高达2499个，是1952年的16倍。
广泛宣传动员 各个环节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李德全非常关心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在旧中国，一些传染病传播非常严重，鼠疫曾在549个县流行过139 次，夺去100 多万人的生命。霍乱自1920 年传入后流行不断，疟疾、天花、丝虫病每年发病3000 多万人次。卫生部成立后，在人力、财力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先后组织80多支防疫队、10多支鼠疫队、若干妇幼卫生工作队，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时间，就使鼠疫的发病降低了92.9%，基本消灭了霍乱，控制了天花流行，降低了母婴死亡率，使人口死亡率从35‰降至17‰。
加强传染病的防治，首先必须要积极开展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人民了解科学的卫生防疫方法，了解卫生政策。据统计，1951 年春季，北京各区卫生委员会通过不同方式，利用报纸、电台等媒介，大力宣传大扫除运动的重要性。苏州一防疫站医师在1951 年至1956 年5 年之间积极进行卫生宣传达到565次；大连医学院一名教授积极致力于传染病防治宣传工作，出版的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印刷量达到6万余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全国各级卫生机构的推动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传染病防治知识得到普及，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开始逐渐形成，卫生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清洁卫生运动，对于卫生防疫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垃圾清除运动，同时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等，为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环境保障。
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提前接种或注射疫苗，从而有效降低了感染鼠疫、天花等传染病的风险，预防此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卫生防疫工作中，以预防为主的传染病防治政策也逐步出台，敦促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疫苗预防接种。同时，各年龄段婴幼儿也须按照规定时间和次数进行疫苗注射，对于百日咳、霍乱等其他传染病的预防接种均有相应的实施办法与规定，确保了主要的传染病有相应的疫苗接种措施。在上述举措之下，北京、广州等地自1950 年5 月起便再未出现大规模传染病流行暴发的情况。
各卫生机构还逐步建立健全了疫情上报机制，对不同病种的传染病规定了明确的疫情上报时限，实现“早上报、早治疗、早隔离、避免大型重型传染病暴发和蔓延”的目的。除国家层面外，各地区都对传染病疫情上报制度进行了规定。卫生部于1955 年7 月5 日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对甲类、乙类传染病的上报时间均作出相应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传染病上报机制，有效防止了疫情蔓延扩散。
在领导卫生防疫工作的实践中，李德全认为：要预防和控制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流行，除了要充分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外，还必须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1952 年3 月20 日，为揭露美帝国主义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以李德全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朝鲜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数据。调查结束后，李德全带领卫生部在全国上下大力推广爱国卫生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努力，仅仅十几年就在我国基本消灭了多年来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等主要流行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一直坚持至今，成为中国人民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改善环境、预防疾病、增强体质的有效措施，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重要作用。
李德全在任期间，不仅非常重视预防和控制急性烈性传染病，而且对慢性传染病，例如对麻风病的防治也十分重视。1954 年，李德全将建立麻风村的想法指示卫生部医疗预防司整理材料向人大提出议案，此案被人大通过。卫生部据此发布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并对今后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作了安排和部署。此后，全国各部门紧密合作，麻风病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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